蹇先器（皮肤性病学教授）

中国现代皮肤性病科学奠基人

西北现代皮肤性病科学创建者——蹇先器

　　19世纪中叶外籍医学传教士进入中国，传入西医学和皮肤性病学，20世纪初叶中国医学家在此基础上建立西医学及皮肤性病学体系。蹇先器是建立皮肤性病专科的第一位国人，更难能可贵的他还是以医学抗日的志士。

　　一、 建科著书 奠基元勋

　　蹇先器，字孟涵，贵州遵义人，生于1893年。蹇先器1915—1920年留学于日本千叶医学专科学校，学习医学，打下良好的医学基础。1920年他回到国内，被聘为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附属诊察所(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医师，任皮肤性病科主任。在那个时代，外籍医学传教士嘉约翰、梅藤更、聂会东、德贞、司督阁、[1]马雅各[2]等纷纷来华，先后在广州、上海、北京、杭州、奉天(沈阳)、厦门、宁波等城市建医校，开设诊所或医院，传授西医学及皮肤性病学，但是除了外科、内科、眼科手术外，并没有严格的分科，医生兼治皮肤病，仅数个诊察所单独设立皮肤花柳科，1920年前，史料记载的皮肤性病专科医师仅有日籍保乙彥任、太田正雄等数位。那个时期还有一批中国医生兼职皮肤科，推动了皮肤科的发展。例如1915年回国在圣约翰医学院任职的刁信德任内科兼皮肤性病科教授[3];陆军军医学校刘庆绶教习兼职皮肤性病科;1918年时任国立北平医院院长伍连德是位公共卫生学家，兼诊治皮肤性病;中华皮肤病学会的陈鸿康会长1924年回国任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医师[4];1920年直隶公立医学专门学校附属医院院长赵翰恩兼任皮肤花柳科主任，他是以精神科为主的医师，1929年著《精神病学》。相比前述各位专家，蹇先器1920年即专职皮肤性病科，任北平医学院皮肤性病科(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教授，因此他是我国医学家中的第一位本土皮肤性病学专科医师。他所领导的皮肤性病科除开展教学、临床外，还建立实验室，可做真菌镜检和培养等，做了大量皮肤病蜡模[5,6]供教学之用。

　　20世纪初，国内各医学院校教学，分为英美和德日派，所用教材多为外国原版教材，用外语授课，讲课有时聘用翻译。1912年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成立，这是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开办的第一所国立西医学校。该校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汤尔和、徐诵明和蹇先器先生倡导下，首开用中文教授西医课的先例。蹇先器开设的皮肤性病科学课程用中文教材，170学时，有皮肤理论、花柳理论、门诊实习、临床讲义，成为民国政府高等医学教育标准。该中文教材是由蹇先器教授翻译、汤尔和医学博士校译的日本土肥章司的《皮肤及性病学》。此书早期内部出版发行，于1935年在日本正式出版。日本土肥章司《皮肤及性病学》初版于1931年，1934年出版第4版，为日本皮肤性病学教材。上述中文译著由日本同仁会出版，24cm(16开) 开本，精装，有纸盒封套，铜版纸印刷，总论5章，各论24章，366页+中文索引25页+英文索引22页，图文混排，图157幅。回顾这本80年前出版的图书，与当今教材比较，不失为精品图书，其装帧、版式、纸张、内容均仍可称为上乘之作。目前发现的版本，由东京筑地活版制造所等3个印刷厂承印，日本克诚堂书店总经售，中国内山书店总经售，正价大洋5元。由此可见该书当时销售量很大，畅销全国。该书数次再版，1948年改为18cm(32开)精装本，1951年再版。该译著为中华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应用时间最长的中文皮肤性病学教材。蹇先器1929年至1936年就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兼皮肤性病学教授。为进一步深入学习借鉴世界不同国家皮肤性病学经验，紧跟世界皮肤科潮流，1935年蹇先器先生休假1年远赴欧洲，在德国等国考察皮肤性病学。此时蹇先器先生以及当时中国近代第一、二代皮肤科教授学者学术水平已与国际皮肤科学几无差距。除皮肤病学教材外，他还翻译了日本《内科学》(1926)4卷、《泌尿科学》(1937)，这些教材均数次再版，亦为民国时期主要巨著，可谓著作等身，开启的医学教育，影响了中国数十年的皮肤性病及内科、泌尿科医生和学者，为北平大学医学院乃至全国培养了大批医学精英。

　　二、 迁校建院 抗战志士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北平先后失陷于日本侵略军。在国破家亡的民族生死关头，为存留中国教育的精髓，延续中国教育文脉，使无校可归的师生不致失学当亡国奴，受奴化教育，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皮肤科教授)等102位教育文化界人士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本侵略军破坏我国教育机构的罪行，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办学。形势逼迫下，国民政府开始将抢救保存平津地区教育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上进行筹划，8月至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连续发出《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和关于成立西安临时大学的16696号令，决定将北平和天津的国立大学迁至长沙和西安分别建立临时大学。在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吴祥凤家中召开的教授会上，蹇先器先生表示要保持民族气节，执行政府号令，不为日酋服务，拒绝出任伪职，当场报名愿前往西安。为避开日本军队的严格盘查和汉奸阻挠，蹇先生与吴祥凤等师生先分头前往天津，再坐轮船到青岛，由青岛乘火车到西安。10月，在无法带出图书仪器设备等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参与了将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组建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医学院筹建工作，师生共30多人，延续为现在的尊龙凯时医学部。由此，蹇先器先生将西医皮肤性病学教育和诊疗技术首次带入了大西北，创建了西北第一个皮肤性病学科，即今日的尊龙凯时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病院。

　　1938年3月，日本军队占领山西临汾，进逼风陵渡，并开始对西安进行大规模轰炸，为筹备安全防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命令西安临时大学南迁汉中。收拾起刚刚打开的讲义和笔记，告别尚未熟悉的校舍，在战乱的局势中，西安临时大学师生分队分批，先乘火车集中到宝鸡，再爬山涉水穿越秦岭，不畏蜀道之难，历时近一月，徒步250多公里到达汉中，分城固、南郑、沔县三地，临时租赁当地庙舍民房，坚持继续办学，蹇先器任西北联大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导师会常务委员、仪器委员会委员及医学院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参与迁建校事务。1938年4月，蹇先器教授接替吴祥凤教授，在更名后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担任代理院长，1939年2月，正式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院长，兼皮肤性病科主任。1939年5月，因日本飞机频繁轰炸汉中，身处南郑城中的医学院医疗教学工作频频中断，为保护师生安全，西北联大决定将医学院迁往农村，蹇先器院长亲自下乡查勘，选定城东孙家庙、马家庙、黄家坡等处为临时校舍，在蹇先器院长组织下，仅用三天将医学院本部迁至马家坝的马家庙，医学院附属诊所及进入临床科实习的四、五年级学生转移至黄家坡文家庙内，办理重伤医院，接受抗战伤员，改称国立西北联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师生们自行租赁农舍民房，分散居住在沿汉江边的孙家庙、杨氏祠、刘家祠堂、黄家祠堂等村镇。蹇先器主持着手在马家庙和黄家坡、文家庙修缮祠堂，修建草房，用作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食堂、教室和宿舍，此时办学行医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学校雇有号手，学生们在此村食宿，听到号声，再到彼村上课，夜间以土蜡照明读书，教师们每日奔走在乡间小路上行医教学[7]。在抗战国难时期，蹇先器教授与西北联大师生一起筚路蓝缕，克服极端困难，以科学救国，以医学抗战，竭力为抗战军民服务，为保存延续和光大中国医学教育不屈前行。

　　三、 坚守信念 赴闽抗日

　　1939年8月，因不满国民政府教育部当局直接干预学校行政，打击排斥进步教授、迫害爱国学生的行为和政策，蹇先器辞去院长等职。1940年，应侯宗濂教授邀请，蹇先器先生到福建省立医学院，任皮肤性病科教授[8]。

　　1938年因抗日战争，福州时局紧张，福建省立医学院迁沙县，附属医院随校迁沙县，蹇先器从条件较好的西安远赴偏僻的沙县任院长。当时办学经费拮据，校(院)舍破旧、设备简陋，教学工作和医院医疗困难重重，蹇先器带领师生克服艰难险阻，进行教学，筹备教研室。戴骥盈1941年受蹇先器教授感召，来附属医院投师蹇先器教授共同抗日，抢救治疗抗日官兵，为穷苦百姓服务。戴骥盈编著了《横痃之诊断及治疗》，由蹇先器教授审校，如今审校稿由戴骥盈之子戴玉林转马振友珍藏，成为皮肤科珍贵的历史文物。蹇先器院长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1945年突发心脏病骤然去世，造成中国皮肤科难以弥补的损失[7]。

　　蹇先器教授为中国近代皮肤性病学发展，呕心呖血，开拓进取，著书立说，成就奠基功业。他先后担任北大医院和福建省立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及皮肤性病科主任，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皮肤性病学家及奠基元勋，同时又是一位医学教育家。他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院长，于民族危亡、国土沦丧的时刻，心怀民族大义，热爱国家，不事日伪，赴内地迁校建院，租住陋室，自减薪金，节衣缩食，救助伤员，为民服务，不畏强权，刚正不阿，坚守信念，匡扶正义。先贤虽已远去，足迹犹然生辉，他是我国广大皮肤科同仁永世楷模，值得世代敬重和学习。